“应得的权利”和她们面临的真实困境|世界新要闻

▲图/视觉中国

在《应得的权利》中，曼恩结合近些年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揭示了男性的优势和特权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她希望积极纠正这个世界上的结构性不公正现象。

在大约一周时间里，编剧史航性骚扰事件经历了曝光、热议，以及两方当事人的分别回应。

(资料图片)

2023年4月26日，出版圈社交账号“青年编辑们”接到匿名投稿，“怎么还没有人出来锤SH”，评论区还在纷纷猜测“SH”是谁，第一位女性爆料者站了出来，明确点出史航的姓名，并详细讲述史航未经许可对她做出了“闻头发”、“亲耳朵”等性暗示行为。随后，更多的女性爆料者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多达二十余位。

史航在5月1日、2日作了两次公开回应，称“情绪我理解，但情况不属实”。他认为他对当事女性的行为不是性骚扰，而是在“不同程度的交往”前提下的“风流交谈”和“门内的情调”。他拿出了证据——在他与当事女性的聊天记录中，对方未明确拒绝他，与他有来有往地互动。

5月3日，女性爆料人小默（化名）发布文章批驳史航的说法，她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拒绝，“我奋力裱糊，生怕气氛落到地上，我们不得不撕破脸。撕破脸会怎样呢，我就变成了一个‘不识逗’的隐患……到了那一步，我无法庆幸自己避免了性骚扰的威胁，而要痛悔自己为什么不能‘解风情’一点，以至砸了自己的饭碗，毁了一生的理想。”

被称为“21世纪的波伏娃”的凯特·曼恩在她《应得的权利》一书中，剖析过类似的社会事件，她指出，有时候即使是“明确而热情的同意”，都可能只是一种表象。一个女人面对性骚扰时为什么不能大声斥责然后扬长而去？她为什么难以毫无内疚和羞愧地说“不”？曼恩解释，拒绝会让男性难堪，表达拒绝的女性往往会被认为“拒绝听从指挥”、“难以共事”。

在《应得的权利》中，曼恩结合近些年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事件，揭示了男性的优势和特权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她希望积极纠正这个世界上的结构性不公正现象。这本书的简体中文译本于2022年5月出版，获得了大批读者的赞誉，被评为豆瓣2022年度社会纪实图书。

近日，该书编辑孙皖豫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她认为这是一本振聋发聩的书，并感慨：“这本书在揭示类似性别暴力事件的本质上，是一件多么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帮助我们想象一个消除了结构性不公正现象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可触、更美好的未来图景。”

社会热点中的女性主义

南方人物周刊：《应得的权利》一书以美国社会为背景，其中分析的案例大多是近年来美国臭名昭著的性别暴力事件，当时有没有想过它是否适用于中文语境下的社会和文化？例如其中含有一些我们较为陌生的概念，像第一章中的“非自愿单身者”。

孙皖豫：决定做这本书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位编辑进行了阅读评估，发现与作者曼恩的上一本书《不只是厌女》相比，《应得的权利》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而非理论建树，因而更加通俗易懂，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全书围绕着“男性特权”这一关键词，从八个方面剖析男性如何以不公平的方式获益，女性如何面临严重的恶意对待。因此，首先我们认为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阅读门槛低。

书中某些概念乍一看较为陌生，但是结合上下语境以及真实案例会很容易理解，有时还会联想起中文特有的词汇，而且本书译者给这些陌生概念加了简洁而准确的注释，帮助读者理解。

“非自愿单身者”：英文简称“Incel”，是网络上一些亚文化人群的自我描述用语，使用者多为男性。他们认为自己作为男人应该享有女性的爱慕，却一直无法找到女朋友，也没有性伴侣。看到这个解释，我们会想到在国内，有些男性会把自己单身的理由归咎于他人，认为是别人的眼光有问题，而非自己有问题。

“同情男性施害者”：男性在实施性侵暴力行为或其他厌女行为之后，经常比女性受害者得到更多同情和关心。同样地，当某个性侵者或者性骚扰者被曝光时，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评论：“虽然他确实骚扰了女的，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不能因为这点事情给他的人生简历抹上污点。”

“男性说教”：指的是男人总是居高临下、充满优越感地向女人解释事情。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某人说话充满了爹味”。

“第二轮班”：女性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回到家又要做饭、带娃、做家务，相当于又上了一个班。

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说，“不管概念来自何处，都要物尽其用”，在面对陌生概念时，我们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积极调动理解力，从而借鉴他人的智慧，来为我们所用。

南方人物周刊：你长期关注女性主义，相比其他的女性主义著作，凯特·曼恩的这本书有哪些独到之处？它带给你哪些以往没有的认知或思考角度？

孙皖豫：以往的女性主义作品可能内容偏向于理论，《应得的权利》每一章的开篇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热门新闻事件，引人入胜，让读者能够轻易读进去。曼恩不是一味地对男性特权进行谴责，而是认真探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结构困境以及大众认知如何影响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因为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和成长经历不同，所以即使面对的都是女性主义，不同的人关注的点肯定也不一样。

“厌女症更多是关于女性面临的敌意，而不是男性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敌意。”看到这句话，一下子豁然开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些男性其实以为自己在尊重女性，或者以为自己说的话是为了女性好，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对女性造成了伤害。这些人做出的无意识的厌女行为，反而因为裹着糖衣炮弹，不容易被识破，或者即使女性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对劲，也很难直接跟这样的“好人”撕破脸。

当前的医疗系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医疗系统。在药物研发时期，为了减少实验变量，降低成本，只在男性受试者身上进行实验，却忽视了女性特殊的激素反应和生理变化，导致了对女性来说并不适用的剂量，有时甚至危及生命。医生在面对病人时会带有性别偏见，比如在涉及疼痛时，女性患者被视为情绪化的，因此不必认真对待她的自我描述，而男性被认为是隐忍的，因此得加以重视。

男性的“应得权利感”与女性“应得的权利”

南方人物周刊：本书围绕“应得的权利”展开，这个词在书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男性的应得权利感，二是女性的应得权利，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具体指向哪些权利？

孙皖豫：“应得权利”常常用来指某些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别人亏欠他们的东西。但即便如此，“应得权利”不是一个肮脏的词，它可以是名副其实、合情合理的东西。曼恩指出，在一个围绕着男人的欲望和权利组织起来的父权社会中，男性的权利感会更强，有时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没有意识到自己以为的“权利”其实只是男权社会赋予的“特权”，这些特权侵犯了他人尤其是女性的权利。

“男性的应得权利感”指的是人们期望女性为指定的、往往是拥有特权的男性（privileged men）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商品（例如性、护理、养育、生育），同时要避免从男性那里拿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渐渐地，人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些商品是男性应得的，这些男人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从女人那里得到了这些商品，作为施害者的他们还经常会得到同情——特别是在涉及性的时候，虽然绝不只限于性。如果男性没有获得这些他们被默许应该得到的东西，女性总是受到惩罚——不仅仅因为他们过分自信地认为应该得到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结构都在允许、鼓励和支持男性的特权。

“女性应得的权利”指的是所有人都有权享有东西的权利，无论是什么性别。然而，女性在社会中往往会觉得自己没有男性重要，事事不如他们，而且还觉得自己不配享有某些基本的善意和普通的尊严。举例而言，获得医疗照护的权利、获得职权的权利、在自己专长的领域里发表观点的权利。

关于“女性应得的权利”，曼恩在本书最后一章里对自己的女儿表达了希翼。

“我希望她有权感觉到痛苦，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在感觉到痛苦后，她有权大声哭喊或寻求帮助，她有权得到关心、安抚和照顾。”

“她有权获得身体的自主权。当有人表达了想要触摸她的欲望时（是的，他们必须询问，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她是同意的），她有权选择是否被触摸，何时可以被触摸，以及如何被触摸。”

“她有权尽情享受性爱，无论是什么形式，都不要有丝毫羞耻感或耻辱感。我希望她知道，她同样有权不带丝毫羞耻感或耻辱感地拒绝性。”

“她有权利——有时也有义务——说出她的想法，面对不公正的现象要敢于站出来反对，哪怕这么做会让她身边的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我希望她知道，她有权发声，这不容置疑。”

▲2018年1月7日，美国比佛利山，第75届金球奖颁奖典礼派对，阿兹·安萨里 （中） 与女演员交谈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写到两个相似的案例，一个是文学作品，一个发生在现实中。小说《爱猫人》中的年轻女孩玛戈难以拒绝比她年长14岁的男人的亲密要求，她虽然不愿意，但为了不让对方尴尬，还表现出热情的样子。现实中，23岁的女孩格蕾丝难以正面拒绝34岁的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的亲密要求，事后才向记者爆料称自己受到严重伤害，让有些人为安萨里鸣不平，认为他错在没有读心术。在这样的情境下，女性为什么难以坚定地表达拒绝？案例中的男性是否能以女性没有坚定拒绝而逃脱法律或道德的苛责？

孙皖豫：在这种情境下，女性之所以难以坚定地表达拒绝，是因为父权文化的内化。社会性别根深蒂固的规训，使得女性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求，让她们不敢或者不好意思拒绝男性，觉得直接拒绝的话会让男人很没面子，即使她们并不想和男人发生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得不发生性关系的压力并非来自个人，而是父权社会的规章和文化脚本，以及人们（包括女人）认为男人有权利获得性爱的普遍看法，因此连当事者也会认为，自己不应该破坏男人的期待。这时，曼恩反问道：“为什么我们会把男人可能受到的伤害看得如此重要、如此神圣不可侵犯？”

案例中那些为男性鸣不平的行为是非常不妥的，表现出了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却忽略了女性遭受的伤害。而后曼恩继续指出，就性行为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义务是要主动了解你的性伙伴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想要这么做。如果真的不确定，还是小心为妙，赶紧收手。

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布雷特·卡瓦诺（曾是美国大法官肯尼迪的法律助理，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一桩36年前的性侵案受到指控时，有人认为受害者曝光此事是为了阻止卡瓦诺被选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位女性受害者在漫长的时间里选择沉默和隐忍，又为什么在几十年后依然执着于此？

孙皖豫：长时间的沉默只是外界看到的表现，它不一定意味着忍气吞声和遗忘。对女性受害者个人而言，漫长时间的沉默可能是从巨大创伤和精神冲击中镇静下来的缓冲带，也可能是在决心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之前的心理准备期——每一个身处男性享有结构性特权的父权制社会的女性都深知，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的反抗会是多么艰难。

女性主义只是让人们正视问题的真相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说，本书在揭示性别暴力事件的本质上，是一件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本书出版后，你这一想法得到哪些社会事件的印证？

孙皖豫：这本书出版时间是2022年5月，图书刚上架的那个月，有两件让人愤怒的社会事件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2022年6月10日，唐山男子群殴女性事件在网络上曝光后，《爱情神话》的导演邵艺辉在评论相关事件时，提到了这本书，并用其中的观点解释了事件中“结构性暴力”的存在。他写道：“又一例性骚扰不成暴打女人的事件，想起这本《应得的权利》。总结了不同阶层男人的应得权利感。不管高低阶层的男性，都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对女性有取用的资格和权利。”

二是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确立的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德案”，裁定女性堕胎非法。

当时美国一出台禁止堕胎法案，很多读者第一时间就想到这本书的作者曼恩的预见和分析。那些制定政策的男人觉得自己有权控制怀孕的身体，但同时对怀孕的身体如何运作毫无概念，口出狂言，在制定相关法律条款时，无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给女性身体和现实生活带来怎样的伤害。另一方面，人们将男人从堕胎的前因后果中排除了出去，仿佛整个事件都是女性自找麻烦，自食其果，却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没有男人，女人就不会意外怀孕。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限制男人的性自由和生育选择是荒诞的。曼恩指出：“他们不是为了保护生命，而是为了控制女性，为了强化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期望，那就是，女人要为指定的男人‘提供’孩子”“她的定位不是一个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作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提供情感劳动，提供物质支持，提供性满足，只要是她的男性伴侣想要这些。”

而通过禁止堕胎法案关键便是来自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曼恩也在书中专门提及，甚至具有令人震惊的预见性：“指控布雷特·卡瓦诺性侵的福特女士不仅因为最初遭受的性侵行为而深受伤害，而且很可能因为行使她所认为的公民义务站出来作证，而再一次受到伤害。在听证会后，她和家人受到死亡威胁，因此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家。反观布雷特·卡瓦诺，不仅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可能很快以最高法院的名义给予反堕胎运动以关键性支持。”

▲2018年10月4日，美国华盛顿，示威者闯入美国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抗议美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女性主义话题容易被误解，挑起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情绪，在社交平台上争论愈发激烈，决定编辑这本书之前，你是否有过相关的担忧？

孙皖豫：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后来想通了就没什么担忧了。女性主义话题之所以经常引起论战，被人误解，或许因为它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打破了表面平静的湖面，殊不知湖面以下其实已经暗潮涌动。女性主义只是让人们正视问题的真相，不再糊弄自己，也避免糊弄他人。虽然现实是，即使有人讨论问题也不一定能带来改变，但如果没人讨论那么问题一定不会解决。沉默是最容易走的道路，但那只是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无法进步。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这本书的出版寄托了什么期望吗？你希望它能给读者带来什么？

孙皖豫：首先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从这本书中确实获得了一些启发和精神鼓舞，比如凯特·曼恩剖析问题的方法，其实和东亚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且与当下的连接更加紧密。书中的案例是近些年来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社会事件，涉及医疗系统、家务劳动、性暴力、公共事务等，可以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世界上的大部分角落都是父权社会，因此，当我们将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女性视角，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同样能看到类似解读。这种新视角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更全面而具体地、有方法地看待自己的文化。

看到问题才能理解问题，理解问题才能去解决问题。我想，这本书便是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方法，能够给混沌杂乱的现实理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就像曼恩所说：“我希望她至少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并有能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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